对于每一个城市而言，博物馆既是地域名片，同时也是地方独一无二的文化IP。这两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促进文保单位进行文创开发、推动“文物活起来”的背景，很多博物院都跃跃一试，积极开设新部门开展文创开发工作。但事实上，“坐拥”大量传统文化基因的试点博物馆，在文创开发上并非像想象中那么风光，或是一帆风顺。

据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了解，2016年5月，文化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确定92家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鼓励试点单位探索通过博物馆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方式投资设立企业，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2016年也因此被认为是博物馆IP运营元年。

在今年的义乌文交会上，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专门走访了以“博物馆文创”为核心的专业展区，发现除了国家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等表现较好的大的博物馆之外，不少专业性、偏远地区的博物馆文化衍生品依旧停留在粗糙的创意设计阶段。高冷的博物馆并没有因此变得“亲民”，更没有达到博物馆“伴手礼”的创意设计与品质标准。

作为92家试点单位之一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其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馆里非常希望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物力进行文创开发工作，但碍于开发风险和没有专门的项目资金，很多时候，这种想法并没有办法完全实现。同样的情况也存在在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现场走访的另外两家试点单位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西藏博物馆。

作为一个专业性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以其收藏的大量精美的民族文物而享誉国内外，尤以少数民族地区敬献中央礼品、服饰、乐器、宗教用品为特色。毫无疑问，这样一家博物馆一旦拥有了相应的技术、人才和资金，涉足文创开发可谓信手拈来。但其项目负责人吴家鹏在接受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采访时，同样做了类似的反馈。

地处旅游圣地，平均100个到西藏旅游(600749，股吧)的人有65%的人都会到西藏博物馆参观一番。此前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在实地采访过程中发现，因其文创商品店内文创品种不多，且价格偏高等因素，大部分游客未能就地消费购买到合适的物品。而据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在旅游旺季，西藏博物馆的日均客流量最高时达到6000至7000人次，在这样的客流量下，因没有相匹配的文创衍生品创收，不可不谓一种“看得见”的损失。

西藏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谈到，很早开始就想要通过外包设计来进行博物馆衍生品开发，但一直未找到合适的设计公司，“拉萨本土没有好的设计公司，好的设计公司费用又很高。尽管之前我们也尝试通过借助国家博物馆与阿里巴巴联合打造的“阿里云·国博云创设计研发中心”这一开众创平台，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在文化部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培训班(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方向)上，内蒙古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中国昆曲博物院、青岛市博物馆等同样面临着缺钱缺人缺运营的现状。

“现在的痛点在于，单独一家博物院开发、投资大批量的产品并不太可能。在国内有很多家博物馆希望有这样的合作，就是把资源拿出来，自己不花钱，而是由专业的设计公司来投资，在这样的条件下，双方进行分成合作”，鼎艺工业设计贡献公司董事长杜俊如是说。但即使博物馆在有资金的条件下，限于国有“血统”，在资金投入的管理决策方面仍有受限，“因为它们都是国企，那么最后谁来负责拍板决定相关费用的使用方向?因为回收成本是有风险的，还有些产品如果在开发的过程中因为眼光不好，一旦产品迭代，半年以后新款就出来了，这样投资是有风险的。其实时尚的文创产品开发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关键是要和博物馆的IP进行结合”。

杜俊认为，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还需要面对多品种和大批量的问题。因为如果市场没有多品种，消费者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无法实现大批量下单，这种情况下，成本就会相对很高，只有当“多样化”的文创产品匹配“大批量“的消费市场时，市场才会有实力消化掉这些文创产品。“所以一家博物馆单独去做文创产品是很困难的，跟一家景点单独投资开发系列的文创产品一样，成本会很高。 ”

据记者了解，2016年6月，国家博物馆与上海自贸区签约战略协议，联合启动“文创中国”项目，并开始与阿里巴巴合作希望借助互联网+博物馆的新模式，为整个博物馆文创开发提供更大的平台，进一步打动整个产业链条，最终根据博物馆IP、设计+生产销售来进行利益分成。湖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西藏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天津北方文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博物馆与机构均为授权单位。但在实际运作中，就目前而言，西藏博物馆等机构的产品开发工作仍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