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古代书画鉴定家，大都来自书香门弟或富商豪门，而刘九庵先生出自寒门，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为著名书画鉴定大家，自然走出了一条艰辛曲折的路。

刘九庵

刘九庵先生初名久安，1915年农历一月二十六日生于河北省冀县城关镇大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先生家境贫寒，三岁时丧母，由祖母抚育成人，八岁起在本村小学读孔孟四书和国文常识。当时，先生的二叔刘右章在北京琉璃厂吉珍斋，每逢回家时，常给他讲些书画方面的掌故和传奇故事，这些引起他无比的兴趣，他很想学习书画知识，尤其是如何辨别书画真伪。孩提时代的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岁时，先生由吉珍斋古玩店韩辑五介绍来京到琉璃厂悦古斋字画店当学徒。当学徒非常辛苦，很不容易，只有干得好的人才能被留下来。作为学徒，不仅要了解店里的规矩，而且要眼里有活儿。回想当年的艰辛，先生说他三年没有尝过坐的滋味，即使经理在里间，他在外屋也是不敢坐的。做学徒时，先生勤奋好学，处处留心，店里买进卖出文物时，他就留意听人家怎么讲，是真还是伪，时常向店里的伙计和老先生请教，边问边学，等到晚上其他人都睡下了，他再点上煤油灯，盖上纸罩查书做笔记。偶尔被掌柜看到，还要被训斥：“不是让你到这里来学习的！”艰苦的环境不但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强的决心，一定要勤奋刻苦，学好本领，早日自立。

1993年,刘九庵在泰安国家文物局培训中心讲授古书画鉴定

先生在悦古斋干了12年，26岁时“出号”，开始自己经营。当时手中仅有十几元钱，别无其他资本，但凭着诚实可靠的信誉，从各家画店取书画卖，卖出以后再行付款，卖不了原物璧回。在经营书画时，先生非常注意向同行学习，博采各家之长。在西琉璃厂万源夹道十四号居住时，与其他五家个体书画经营者住在一起，一周总要聚会两三次，共同讨论遇到的问题，互相观摩所收藏的东西，还各自从一些收藏家借些字画，一周办一次展览。回忆起那时的生活，先生说“很难忘”，的确，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日臻成熟，逐步成为一名非常有眼力的书画鉴定家。1956年，先生由张衍、陈半丁介绍，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先生勤奋刻苦，兢兢业业，以他的才能为故宫和其他博物馆做了大量的书画鉴定工作，同时得到了更多的看画机会，从此如虎添翼。

1962年至1964年，参加文物局组织的以张珩为首的全国博物馆书画鉴定组，成员为张珩、谢稚柳和先生三人。经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跨越四个省市，看了万余轴书画。1983年11月至1990年5月参加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足迹遍布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对208个收藏古书画的单位的6.1万多件古代书画，逐一进行鉴定。除了这两次大规模鉴定外，先生于1958年赴安徽省博物馆鉴定书画，1965年赴四川成都、重庆和湖北鉴定馆藏书画；1974年借赴美参加出土文物展览之便，观看了华盛顿、波士顿、纽约、堪萨斯城、旧金山五城市美术馆的绘画藏品；1979年赴河南博物馆鉴定该馆和各市馆送展的书画；1980、1981年两次赴港，参观了中文大学及各博物馆和私人的书画藏品；1995年又赴台湾，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并为台湾的私人收藏家鉴定书画。作为一名书画鉴定家，自1956年进入故宫以来，为国家鉴定了大量的书画，做出了巨大贡献。先生在鉴定工作中，非常认真负责，在别人不注意的“破烂”中，发现了许多“宝贝”。例如《宋人柳荫群盲图》《元赵孟頫大字草书轴》《元颜辉山水大轴》等真迹便是先生在安徽及河南新乡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鉴定时发现的。

先生的文章不仅仅是一个个准确、透彻的个案研究，而且对于书画鉴定学科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卓越的贡献。《宋代书画鉴赏收藏家向水小考》一文表明他对鉴藏史的关注，拓展了鉴定学科的研究范围。先生在《祝允明草书自诗与伪书辨析》和《王宠书法作品的辨伪》两篇文章中分别指出吴应卯为祝允明书法的作伪人以及王宠的学生金用伪作王宠书法。指出伪书而且考证出作伪人，这在书画鉴定学中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昭示了书画鉴定学继续深入的方向。在《张大千伪作名人书画的琐记与辨伪》一文中，先生经过仔细的对比研究，认为原定为真迹的石涛《行书自书诗卷》、石豀的《千岩万壑书画卷》，与张大千笔法一致，为张大千伪作无疑，对许多古代名人书画尤其是石涛、八大作品的鉴定，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张大千是近代伪作古书画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个人，对他的系统研究，掌握其作伪规律，便可辨识出一大批制作精良的伪画，解决书画鉴定中的一个大宗问题，可见先生在选题方面是有着独特考虑的。他的一篇篇力作在学科建设上高屋建瓴，启迪后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对于明清人尺牍的研究。早在自己经营书画时，他就对尺牍颇感兴趣，买卖尺牍时，很多人都找他。到故宫以后，文物局所收的捐献尺牍和博物院的数万通尺牍都是先生一手整理的。尺牍内容丰富，具有历史、艺术、文化的多重价值，书画鉴定中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惑，往往在当事人书信往来中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如金农擅长金石篆刻，却不长于绘画，绘画多数为其学生代笔，就是先生在金农的书信往来中找到了确凿证据。又如先生通过石涛《致岱瞻札》证实了《西楼自寿图》的作者为石乾非石涛，不仅在清初画坛上增添了一位画家，也为石涛研究添补了一笔重要资料。如今，先生对明清尺牍的研究已无人能望其项背了。

除了鉴定工作和学术研究以外，先生的另一大贡献是教学工作。先生非常关心后学，早在1979年，即在国家文物局在保定组织的文物鉴定班中讲课。1981年11月，在国家文物局文物总店举办的“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班”中担任班主任。1994年，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力，以极大的热情成功地举办了国内外首次书画赝品展，为年轻学子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来自35个单位的200余件书画赝品，分门别类以摩、临、仿、代、改、造各种手法区分，另选真迹作为对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由先生主持为全国各地学员开办了四期培训班，传道解惑，学员们获益匪浅。将赝品化为教材，可见先生在授业方法上的新意，此举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1998年，刘九庵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书画鉴定研究生答辩

先生从一个学徒成长为书画鉴定家，为国家的书画鉴定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成功的道路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个人认为其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他对书画事业的热爱和执著追求。从前在琉璃厂学徒经营书画的人很多，只有先生一人成为国宝级的鉴定家，其中不同之处就在于同样是经营书画，许多人的“重心”在“利”上，以赚钱为目的，赚了钱去买房置地，而先生赚钱以后，从不添置其他财产，全用在购买书画上，从便宜的小名家书画买起，到后来自己收购尺牍比别人出价高，全在于先生对书画的热爱，将书画作为一项事业苦苦追求。从14岁出道，在67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对书画由所知不多到博学多识，从琉璃厂的学徒到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鉴定家，经历了很多变化，但只有一样是不变的，即对书画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正如先生所说“那时候特别想求得一个真知”。于是他大量地读书，感兴趣的东西他都要弄清楚，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一位鉴定大师。

第二，是丰富的实践经验。先生的学识是伴随着书画鉴定的实践而增长的。每一笔生意做的是哪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作品，都深刻地印在脑中，加上先生勤于思考、善于总结，逐渐形成一套快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今搞美术史的人很多，但其中的书画鉴定家却寥若晨星，因为书画鉴定是一门实践的学问，缺少实践，理论水平再高，也无法鉴定书画的真伪。

第三，是个人的天赋秉性。先生性格稳健，记忆力强。早在20世纪60年代去天津时，见到一卷名款署“吴应卯”的书法作品，因为与祝允明的书法很像，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去后查书得知吴应卯是祝允明的外孙。20多年后，当七人鉴定小组重返天津时，再看这卷作品，对结构、笔划仔细辨认后，恍然大悟，吴应卯即是祝字的作伪者。由此可见先生超人的记忆力，相差二十几年的事情依然记得清淅明确，并相互联系、比较和思考。此外，先生的成功与他后天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汗水和辛劳，他的眼力不是用钱堆起来的，而是用勤奋换来的。家庭并未给他铺设一条平坦之途，他是以自己顽强的毅力跋涉过来，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备受世人尊重。

一次，我向先生请教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先生说：“第一是看的东西多，买进卖出，看到了大量书画；第二是接触的人多，和许多收藏家都有联系，这些收藏家有的专买几家作品，有的专买某一个时期的书画，因此他们对某几家或某一时期的东西研究得深刻，真伪好坏看得很准，向他们请教，受益很多。”

无疑，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书画鉴定家，同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到故宫工作后，先生便不再购入任何文物，以前所存书画如清代邓石如的篆隶八条屏为博物院所缺，便无偿捐赠，一些属于地方上的小名家作品，分赠于广东、广西、安徽省和河南新乡市博物馆，先生宽阔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