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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并没有“国画”，而流行于明清之际的卷轴文人画只是三千年“中国绘画”的一小段截面。将这种绘画放入西方艺术理论认知模式——即“写实派”“融合派”甚至“传统派”的作法——而称之为“国画”。 水天中在《“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一文中指出，“把我们民族的绘画叫做‘中国画’，是近百年内才出现的事。”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至少在明末，随着传教士将油画艺术带到中国之后，将这种“西洋画”与本土的中国绘画（被称为“吾国画”、“中国之画”、“中国画”等）对应比较的风气，就在中原大地上悄然兴起了。如明末姜绍书《无声诗史》中对中西绘画进行的简单的比较，惊叹于西洋绘画的严谨的造型，称“中国画工无由措手”；崇祯八年（1635）年，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亦称此为“中国画绘事所不及”。这种简单的类比直到20世纪初的各类笔记、文献中依然比比皆是，“中国画”的称谓也逐渐被普遍接受。  然而，这时的“中国画”从概念的外延上依然比后来的“国画”要大的多，可以认为基本上就是用来指代中国历代绘画的一个总称。蔡元培1918年4月15日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中国画与书法为缘，西洋画与雕刻为缘。” 尽管有一种附和“中西二分”的对比之风尚的嫌疑，但可以认为，如此体系性的认识是建筑于对中国绘画史的总体面貌的把握和理解之上的。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支持“国画”这一概念已产生或应用。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年，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运动的争论肇始于思想氛围活跃的北京大学。 一时间，在“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等等对这场运动庸俗化的曲解之下，“国”字风靡一时，许多“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被创造性地与“国”字这个定语联系到了一起。国乐、国医、国菜等等概念相继问世，肩负着民族国家文化复兴使命的“国画”概念也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如1923年成立的广东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称国画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国画，振兴美术”，1926年苏州成立“国画学社”等等，都是比较早的“国画”的记载。  尽管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追查到“国画”概念的始作俑者，但根据当时著名的文人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对这样一种“言必称‘国’”的社会风气的记载，我们可以不难看到“国画”概念产生的必然、盲目与急切。如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 而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立案呈文中更是明确宣告：“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征。” 可见，“国画”概念产生的背后动力也是“国家观念”的普及。在强劲的西风吹袭之下，“Painting”终于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找到了它的被制造出来的对应物，从而，“国画”这一概念也就随着诞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