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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红遍（中国画） 李可染（中国美术馆藏)
真正的艺术创新既接续民族文化血脉，又植根实践沃土，在精神气质上与时代息息相通。“红色山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山水画从题材到形式的革新成果，不仅开启新范式，照见审美走向，更以特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美学品格，书写出时代精神气象。审视新中国“红色山水”创作的硕果、经验及其美学精神，对弘扬红色文化、创新中国画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与精神塑造 20世纪的中国画，一直在不断寻求变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国画创作者开始思考山水画如何参与时代精神塑造。 1950年，李可染先生在《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谈中国画的改造》，他认为：“只要它（中国画）真正能够和人民大众相结合，革命事业相结合，它翻身的日子也就来了。”同一年，徐悲鸿先生在《漫谈山水画》一文中也提到：“现实主义，方在开始，我们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一岗峦。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更好过石谿、石涛的山水吗！” 求新求变的观念，促使中国画创作者向深处求索。他们以毛泽东诗词和革命圣地为主要表现题材，于内容和形式上努力突破，终成就“红色山水”，为新中国美术增添了鲜红亮色。 毛泽东诗词，一直广受人民的热爱与传诵。其将对自然美的咏叹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切结合起来，思想深刻、意境雄奇豪迈。毛泽东诗意同样感染了傅抱石、钱松喦、李可染等一大批山水画家。他们深刻体悟毛泽东诗词的气度和胸襟，反复构思，成功创作了一批表现毛泽东诗意的“红色山水”，山水画壮美之境的艺术表达由此得到提升。 傅抱石是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画家。1950年，他根据《清平乐·六盘山》创作了第一幅毛泽东诗意山水画，此后15年间，他以天地间雄奇、郁勃的山水，写毛泽东诗词中气势磅礴而又生动鲜活的意象，有时就一首诗词反复刻画，作品总量达一两百幅之多。其中，以《江山如此多娇》《虎踞龙盘今胜昔》《蝶恋花》《芙蓉国里尽朝晖》等具有代表性。这些作品笔墨淋漓，手法大胆，既表现了毛泽东诗意浪漫的气质，又具艺术开创性，充满感人的力量。 为了更好地表现毛泽东诗意，针对一首诗词反复创作，在“红色山水”题材中是一个突出现象。以李可染为代表，他在1962年至1964年间共创作7幅尺幅各异的《万山红遍》。万山红遍既是一种自然景象，更是一种理想与激情的寄托。这些作品以大量朱砂渲染画面，强化景物和空间的层叠关系，充分诠释了毛泽东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刚劲雄强的壮美之笔和夺目而出的红色主调，强化了艺术表现形式，成为新中国美术经典。 革命圣地，是“红色山水”另一类重要题材。上世纪50年代，通过写生拓展题材和笔墨表达方式，成为推动山水画变革的主要手段。美术界掀起奔赴革命圣地写生热潮。韶山、井冈山、南湖、遵义、延安等地，成为画家笔下常见的题材。用手中画笔描绘革命圣地，不仅让美术工作者充分受到革命精神的洗礼，由此生发的艺术灵感注入画面，也拓展了山水画的表现力。李可染是开拓这一题材的先行者之一。60年代至70年代，李可染创作了《革命圣地韶山》《革命摇篮井冈山》等作品，它们饱含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崇敬。这一时期，像钱松嵒《红岩》《红装素裹》《延安颂》、陆俨少《硃砂冲哨口》、宋文治《长征第一关》等作品，都在山水画语言和范式方面具有开拓性，在新中国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留下鲜明印记。 无论是表现毛泽东诗意，还是刻画革命圣地，都是为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而歌，尽显壮美气魄。它们就像一面镜子，既照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又彰显了美术工作者激昂的艺术情怀，雅俗共赏，不只具有山水艺术的审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成为新中国美术新的山水画传统。 拓展美学新境 “红色山水”以诗入画、以革命情怀入画的探索所带来的形式创新，彰显独特的美学意境，开创新中国山水画审美新范式。 正大气象、壮美之境，是“红色山水”的突出艺术特征，这使其与传统文人画拉开了距离。何谓壮美？《周易》里有“大壮，利贞”，象征强盛，坚守正道。大、刚健中正，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壮美品格。“红色山水”，正是以阳刚的笔调，刻画毛泽东诗词中的革命壮志和浪漫情怀，彰显革命圣地的庄严气象，使画面意境恢弘、情境深远，由此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空间。正如傅抱石所说：“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笔墨如何变？艺术家们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以诗入画发扬写意传统，同时以写生的方式深入生活、贴近现实。 “以诗入画”是中国画的创作传统。“画中有诗”的追求，带动了中国画境界的提升。“红色山水”以毛泽东诗意入画，而毛泽东诗词既继承了先贤传统，又在谱写新思想、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开拓，有力表现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些特质，带动了山水画在相关方面的开拓——伟人的豪迈诗情、博大胸襟和浪漫气质，在艺术创作的形式探索和境界生成中意象化，从而实现了“红色山水”以壮美为追求的风格塑造。 与新中国共成长的美术工作者，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各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革命圣地写生，让他们对时代、对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他们深植传统文化根脉，并将这种感受和情感融于创作之中，实现写生与创作有机结合，开启山水创作新格局。这种格局与中国画改革方向相吻合，也符合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 “红色山水”拓展的美学新境，还促进了山水画的现代转型。传统山水画的色彩注重固有色，呈现类型化倾向，除了青绿山水以外，对色彩的运用大多比较含蓄。“红色山水”出于意境表达需要，重视色彩表达和色调运用，尤其是以红色为主色调的技法研究和色调表现，恰到好处。这其中，既有审美表达的需要，也有西方美术和写生观念的影响。特别值得肯定的是，“红色山水”的优秀作品，其创新是建立在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基础之上的。这些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审美走向。尤其是随着展厅陈列需求的增长，观看方式的改变，具有正大气象的山水巨嶂得到发展。这种雄浑之气，既是时代气象的体现，也有“红色山水”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回望“红色山水”成就的壮美气象，很多研究者和创作者开始深思，当代中国画该如何创新？如何在新的时代书写新的山水气象？理论界积极推动并细化新中国美术理论研究，像1996年举办“首届中国画学及中国画发展战略研讨会”，200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山水画研究文集》，开启了中国画发展的深层探讨。创作领域，以壮美气魄彰显现代精神、追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依然受到高度重视，“红色山水”的成就被肯定，描绘革命圣地的传统被延续。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水画在追求形式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山水精神的表达。山水，是中国人的心灵映射，也是寄托审美理想的载体。在“红色山水”影响下，山水画中的个人情感和民族精神深度契合。如今，山水画创作形式愈发多样、创作技巧更加丰富，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山水画展等，更将山水画推向新的创作高潮。“红色山水”的风格也更为多元，更具个性化表达、现代审美特征。这些新的创作不一定和革命圣地的山水实景完全相同，但经过艺术重塑，体现出源于实景却超越实景的美感。如军旅画家陈芳桂，凭借对军事题材、历史画、革命题材的深刻理解，以强化结构、图式的艺术手法，创作了《江山铁铸成》《韶山神韵》《秦岭揽胜》等纪念碑式的“红色山水”系列，既具个人风格，又给人以历史厚重感。在新时代文艺精神引领下，美术工作者依然努力以雄壮深远的意境拓展山水画表现空间，刻画新时代的精气神，以壮美之境给人以力量。 “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作为承载中国精神的中国画，其当代发展当以塑造国家形象为己任，以成就时代气象为担当。就此意义而言，新中国美术中的“红色山水”，在参与精神塑造并顺应艺术发展规律、开创美学新境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这种开创精神，对当下中国画的创作、创新而言更具意义。 |
